——兼评《数据资产时代，胖东来为何被专家忽视？》
一、导言：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元问题
近来，一篇题为《数据资产时代，胖东来为何被专家忽视？》的短文在商业评论圈流传。该文核心论点——数字经济专家对胖东来、信誉楼的“沉默”，折射出“算法信任”与“人际信任”两种商业世界观的深层分歧——具有相当的思想穿透力。它在事实层面基本站得住脚，但论证中存在的“稻草人”倾向与二元对立简化，也值得审慎辨析。
这篇文章真正的价值，或许不在于它提供了多严密的实证论证，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元问题：当一套学术话语体系无法解释某种商业现实时，是该质疑现实“不科学”，还是该反思话语体系的边界？ 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方式，决定了讨论能否从情绪化的立场之争，上升为有建设性的学术对话。
二、事实核查：核心数据基本准确
文中引用的关键数据，经核查大体经得起验证：
· 胖东来2025年销售额235.31亿元，较2024年的169.64亿元增长65.67亿元，同比增长38.71%，单店坪效约为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。
· 信誉楼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，同比增长9.35%，纳税额超15亿元，已在河北、山东、天津三省市开设44家门店，员工约4万名，商品自营率超93%。信誉楼于2025年荣获中央宣传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颁发的全国“诚信之星”，系该年度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。
· 宋清辉名誉侵权案：宋清辉在胖东来相关微博超话中评论“胖东来是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，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”，并持续在多个平台发布贬损言论，法院经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，一审判赔30万元并登报道歉。
· 蔡舒恒“因果模糊性”论述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与国际商务副教授蔡舒恒指出，胖东来的高福利仅是可见的“果”，背后长达三十年的长期信任示范才是“因”，此概念呼应了经典战略管理学中资源基础观关于“资产存量积累具有不可模仿性”的理论。
事实层面，该文的核心数据基本站得住脚。
三、论证亮点：视角具有启发性
这篇文章最有价值之处，在于它拒绝用“无法量化”来否定“真实存在”。
它将数据资产入表的制度困境与胖东来的“反规模化”选择并置，揭示了一个被主流商业分析长期忽视的张力。当前，数据资产入表面临“确权难、评估难、变现难”的三重堵点，截至2025年5月，A股5000余家上市公司中仅134家披露数据资源入表事项，占比不足3%。当一套估值体系只能识别技术壁垒、规模效应和数据资产时，三十年积累的信任存量确实容易被系统性地“看不见”。这种“制度性盲区”的提法，比简单争论“胖东来有没有核心竞争力”更有建设性。
“信任流量”与“算法流量”的区分也切中要害。 河南省政府将胖东来定位为“流量商超”，数据专家据此印证其“依赖被围观”，但文章指出前者是口碑溢出、后者是算法推荐，二者的生成机制和可持续性截然不同。这一辨析有助于打破将一切流量等同视之的思维惯性。
此外，文章将信誉楼作为胖东来的关键对照，指出信誉楼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“信任商业”具备可复制性和规模化潜力，这一分析框架具有相当的洞察力。
四、论证短板：三个值得商榷之处
其一，“专家集体沉默”缺乏实证支撑
文章反复使用“许多数据资产专家保持沉默甚至公开质疑”这一论断，但全文未提供任何一位具体专家的完整论述。宋清辉的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，并非数据资产或区块链方向的研究者，以他一人之言论代表一个专家群体的立场，论证链条偏薄弱。
“信誉楼从未进入数字经济专家的主流视野”的判断，同样缺少检索或调查依据。若要做实这一判断，至少需要呈现：哪些数据资产领域的代表性学者、哪些核心期刊或会议论文、在何种场合对胖东来或信誉楼有过明确表态或明确回避。没有这些，所谓“沉默”本身就可能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修辞。
其二，二元对立存在简化风险
“算法信任”与“人际信任”被呈现为互斥的两极，但学术研究表明二者并非零和关系。有学者指出，传统的人格信任与现代的系统信任以及算法信任之间的关系是“继承、对应和共存”的，现代信用体系建设应当继承传统诚信文化资源以及人格信任传统。蚂蚁集团的芝麻信用、京东的供应链金融，都在尝试将行为数据转化为信用评估，其底层逻辑同样包含对“长期稳定行为”的信任积累。
胖东来的信任资产也并非绝对无法被部分编码——会员复购率、客诉率、员工留存率等指标，虽不完整，但至少是可观测的代理变量。文章将“无法被完整量化”等同于“无法被任何量化手段捕捉”，论证略显极端。
其三，“反规模化”的因果归属需要更审慎
于东来宣布控制销售额在200亿元以内、永不上市，这确实与数字经济叙事相悖。但将其解读为“信任商业”的必然逻辑，可能混淆了创始人个人哲学与企业模式的边界。
蔡舒恒的研究恰恰指出，胖东来是“高度情境化、自我强化的战略闭环”，其不可复制性根植于创始人哲学嵌入组织DNA的三十年路径依赖。换言之，“反规模化”是于东来个人选择的结果，而非“信任商业”的唯一可能形态。 信誉楼以每年2—3家速度扩张、42年持续经营，同样建立在信任逻辑之上，却并未“反规模化”。文章自己也承认了这一对照，但在结论处仍将胖东来的选择泛化为“信任商业”的特征，存在以偏概全之嫌。
五、总体判断：方向正确，执行有待深化
这篇文章的价值，不在于它提供了多严密的实证论证，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元问题：当一套学术话语体系无法解释某种商业现实时，是该质疑现实“不科学”，还是该反思话语体系的边界？ 文章的答案是后者，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
但它在执行中，用“专家沉默”这一未经证实的观察替代了对具体理论框架局限性的细致分析，使得批判有时流于情绪化——仿佛专家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过错。
更扎实的做法或许是：不预设专家“应该”关注什么，而是具体追问——数据资产入表制度在确权无形资产时的技术障碍究竟为何？“核心竞争力”分析框架是否穷尽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可能来源？蔡舒恒的“因果模糊性”概念本身是否可以被纳入战略管理学术话语，而非被排除在外？回答这些问题，比指责专家“视而不见”更有学术价值。
六、结语
胖东来与信誉楼的案例，确实对主流商业分析框架构成了挑战。但挑战的方式，不应该是用“专家沉默”来指控一个群体的失职，而应该是用更扎实的理论工作，去拓展分析框架本身的解释边界。
信任能否被量化、该不该被量化、量化到什么程度——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不在胖东来的门店里，而在学术话语与商业现实的持续对话中。